Sunday, April 28, 2013

碼頭工人的後方 當年輕人遇見工潮
文:許少英、何潔泓、麥德正、黃永志
策劃:陳敬慈
2013年4月28日

碼頭工人罷工已逾三十天,一直備受社會關注,也讓我們有機會走入碼頭這個神秘的王國,了解基層勞動者的世界。一群年輕人,在罷工發生第一天,就走入碼頭,陪伴工人走過這段酸甜苦辣的路。碼頭第三天,代表不同的團體組織,成立了「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援會」,發揮各自所長,默默支持前方的碼頭工人。她(他)們如何與工運發生化學作用?他們的所感所思,對我們有什麼啟示?

一. 許少英:從碼頭工人罷工論階級鬥爭
以理論支援工運

許少英,Elaine,在德國攻讀博士,研究法律,國家與勞工。她是中大學生會前會長,曾於社區及勞工團體工作。2011年初,唐英年以「車毁人亡」形容青年運動,身為80後,Elaine組織了一次青年團體的抗議活動,從那時開始,一面「階級鬥爭」的紅色旗幟出現在鎂光燈之前,直到碼頭罷工。可是,和之前多次的街頭抗爭不同,這次以工人為主體的運動終於受到資方的強烈反應。

上周六(4月20日),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先生首度開腔評論事件,批評罷工工人、職工盟及李卓人在搞「階級鬥爭」。不到一周(4月26日),和黃又登報強調相關觀點。Elaine再次為「階級鬥爭」論辯解﹕

到底什麼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s)並不能簡單被視為充滿政治色彩的用語,任何以此抹黑罷工的行為將窒礙理性討論。事實上,階級鬥爭在社會科學中已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更早被認定為一個學術概念。在解釋階級鬥爭前,應先帶出另一個學術概念——階級壓迫(class domination)。馬克思(1867)很早便提出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後,社會中漸漸形成兩個階級﹕資本階級及工人階級。前者的目標是利益最大化,透過手上的資本不停累積更多的資本。它的手段除了投資生產,最重要是利用工人為他們生產高於工人所獲回報的貨品,讓資本家輕易的把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放入口袋。工人階級因為沒有掌握生產工具,只能出賣勞動力掙錢餬口,而他們的工資則被資本家遠遠壓低於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之下;這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的剝削。不少著名的社會科學家繼續發展馬克思有關階級矛盾的觀點。20世紀30年代,意大利的葛蘭西(Gramsci 1971)指出資本主義的壓迫不一定會帶來工人的革命,因為它能透過武力及文化霸權來維持它的正當性,把被壓迫的工人馴服。70年代出身希臘的普蘭察斯(Poulantzas 1973)的分析重點是國家在維持資本階級的壓迫中的角色。當代還有不少學者的理論都是以階級矛盾為基本出發點。例如Ellen wood(1986)批判八十年代開始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及後結構主義對階級矛盾的問題的忽視,Bob Jessop(1990)其中一個貢獻是從制度主義的角度探討資本主義如何被再生產。

 工人集體力量

那什麼是階級鬥爭?簡單來說,就是資本家及工人階級為了各自的階級利益所做的鬥爭。對資本家來說,儘管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早已嵌入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中,但他們在社會上的優勢、領導,以至工人階級對他們的服從,不是自然而生。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必須使用不同方法來維持及再生產工人的服從性,及瓦解他們的集體力量,以繼續賺取最大利潤。從碼頭工人的情况而論,這些方法包括HIT不直接聘請工人而使用外判制度,以淡化它對工人的責任及減低工人團結的力量;在罷工初期,外判商拒絕與代表工人集體力量的工會談判,以圖阻礙工人集體力量的形成;當工人發起罷工時,HIT及長江訴諸法律,企圖以禁制領停止工人的罷工。

對工人階級來說,他們的階級鬥爭是要讓零散的工人意識到資本主義的不公義,然後團結起來行動,爭取經濟及政治層面的改變,以消除階級社會。從這種學術觀點來看,霍先生及和黃說得沒錯,碼頭工人及職工盟的確在進行階級鬥爭,因為他們積極地推動零散的個體工人採取集體行動,以對抗他們的壓迫者。但似乎霍先生及和黃說漏一點,就是他們所推動的資本家的階級鬥爭一直在進行中,且比工人的階級鬥爭來得更早更深。沒有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工人哪裏會乖乖的工作?沒有工人的階級鬥爭,社會哪有改變?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lated by Q. Hoare and G. N. Smith. Edited by Q. Hoare and G. N.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Jessop, Bob. 1990. State Theory: 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arx, Karl. 1867. Capital, Volume I. London: Penguin Books.

■Poulantzas, Nicos.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Review and Sheed and Ward.

■Wood, Ellen Meiksins.1986.The Retreat from Class:The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二. 何潔泓:小妹子與碼頭工
學生與工人的友誼

何潔泓,Willis,嶺南大學哲學系學生,今年二十一歲,學聯副秘書長,四月一日法庭發出臨時禁制令時,Willis正在碼頭,也是她上任副秘書長的第一天。她說,有一個工人留下,她都會陪同。學聯號召學生支持罷工的宣傳品說:「學生就是工人。」今天的學生,就是明日的工人。一月來,天天到碼頭和長江,碼頭工人成為了她的親人。

回想過去每一幕,不論在碼頭或長江,都記得分外清楚。雖然年紀輕,也知曉人生過得很快,活着的年頭不知能遇上多少次大罷工,要工人拋下飯碗為尊嚴而戰,實是難事,能見證這次血淚的鬥爭,在滿腔勇氣的跟前,實在令人感到渺小。罷工的四月份,可謂是我生命裏重要而特別的。由起初碼頭工友口中「不知能來撐到多少天的小妹子」,到後來加入後援會、開會議、想對策、做行動,一路走來,與工人並肩渡過了第三十天。記得罷工第二十一天,我打從心底說:「而我們的友誼是不可思議的,誰想過會與碼頭工人做朋友,還要是共患難的那一種。」每當累得沒力氣時,只要想起九哥或毛毛的笑容,縱揪緊的心也有化開的感覺。這些日子來,與他們有坐下來談生活的了解、也有不發一言相視而笑的明暸。在碼頭裏,時間是靜止而難過的。曾聽工友說,工作縱使辛酸也不願讓家人知道,假日更不願踏進葵涌區。正因為這樣,那壓抑在心底的艱苦,一屈也就屈了十幾年、二十年、或許三四十年。

 「我不是奴隸」

在下大雨的六號碼頭,我跟九哥對坐談身世。九哥獨自在港,妻子不在了,親友都在內地,在罷工的日子裏,總是自己撐着自己。隻身使他不用智能電話、罷工期間甚少回家、謹守留夜的崗位。他告訴我女兒在內地生活不能來碼頭探望,自己也很久沒去看她了,不知下次何時能再回去。說起家人,難免思鄉,他掏出耳機與我聽《思憶》一曲:「寒冷夜雨/撩動我思鄉情/愁思混亂如何冷靜/想起吻別/哭泣成聲/誰會願意離別至愛/孤單只得強忍/獨對一人」。四分鐘曲終,他說這是翻唱版本,一直想找梁球的原唱版本卻找不到,我輕輕拿出平板電腦,搜尋結果第一項就是了,然後我們又多聽一遍:「想起家中溫暖多開心/孤身走到異鄉/可知艱苦歲月實在太漫長」。歌詞裏是他的倒影,他邊聽邊哼,過了四分鐘,承受不了那種沉重,相顧無言,唯有再聽一遍。寫到這裏,想起那晚雨水夾雜着他的低吟聲,又眼泛淚光。

還有毛毛、與其他工友,他們的故事,也在我的記憶之中。碼頭罷工不止是勞資糾紛,更是一場人性化的鬥爭,一場要做回一個人的吶喊。有工友說,他十幾年的願望就是想獲得社會對工人的尊重,多麼悲慟。「我不是奴隸」不是口號,而是現實的寫照。如果你到過碼頭或長江,見過他們每一位、談過辛酸的生活、或難忘懷的往事,你會了解,這不止是碼頭工的事,這是被發達社會和富人所遺忘的一群人,即工人階級的一件事。剝開來,有血有肉。

三. 麥德正:集體談判的意義
工運的經驗承傳

麥德正,讀書時也曾是學運活躍分子,畢業後從事勞工組織工作超過15年。2007年紮鐵工潮爆發,他是街坊工友服務處的幹事,積極組織和動員各界支援工潮,成立了當年的後援會,工潮結束後,他轉職擔任新成立的紮鐵團結工會總幹事。碼頭工人罷工,阿正負責與警方的交涉。可是,身居紮鐵工會要職,他正靜悄悄地與紮鐵商會展開另一次談判……

工會的代表權和集體談判權是碼頭工人罷工勞方的主要訴求之一。有人問,工人為何如此堅持?這種鬥爭對於工人有何意義?當我們回望2007年持續了36天的紮鐵工人罷工,便能夠得到答案。

1997年之後,建築業不景,紮鐵業的幾家龍頭大公司乘機壓低工資,從1997年至2007年,紮鐵業不斷減薪,散工日薪由1200元減至800元至700元,有的甚至更低;而工時就由每日八小時增加至九小時,甚至更多。

2007年8月,憤怒的紮鐵工人終於忍無可忍,突然自發抗爭,在最初幾天,這是沒有組織性的,好幾百工人期望短期內解決事件,加上情緒激動,曾包圍建築地盤、衝擊商會和堵塞馬路,結果得不到資方的理會,更遭輿論指摘為破壞社會秩序。工人正處於此憤怒和茫然之際,介入事件的兩個工會集團,提出了兩個不同的方案,分別是工聯會的「先復工,再商討」,及職工盟的堅決罷工方案。

 資方一定要善待員工

紮鐵工人稍加思考,就明白採取罷工手段,停止生產,令資方蒙受損失,是工人對僱主的最大武器,於是從之前毫無組織的抗爭,一改而成有組織和計劃的罷工。紮鐵工人罷工獲得社會廣泛支持,籌得120多萬元的罷工基金,經過36天的抗爭,最終逼使商會進行勞資談判,並取得成果,這雖然是加日薪10元和維持八小時工作的小勝利,但這次罷工的意義卻非常重大!

首先,罷工是向資方展示勞方的實力,說明員工是不好欺負的,資方一定要善待員工,否則又會發生工業行動,對生意帶來影響。另外,在罷工期間進行勞資談判,也就是要資方承認勞方代表(一般是工會)的談判地位,紮鐵工潮後,罷工工人組織了「紮鐵業團結工會」,作為勞方代表,與資方年年談判。紮鐵工人罷工對勞資雙方的平衡帶來深遠的影響,罷工之後,工會代表工人談判,工資不斷提升,今年散工日薪加至1490元之多,與當年資方不顧工人死活,一味肆意剝削完全是兩碼子事。

當僱主不願意與員工坦誠溝通,員工的重要訴求不獲解決的時候,罷工就是工人逼使資方與工會談判的唯一方法。當工人採取罷工的時候,也同時對於合理待遇、工會代表權和談判權作出堅持,唯有是這樣,工人的尊嚴、經濟利益和勞工權利才能得到保障。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紮鐵工人和碼頭工人的罷工都是得到打工階層廣泛支援,罷工工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想辜負其他勞工對於工潮的期望,非得要工會與資方談判,直至取得結果為止。

四. 黃永志期望罷工帶來希望
在支援第一線

黃永志,Napo,2010年五區公投的學生候選人之一。其後加入左翼21,近年來積極推動學生關注勞工問題。碼頭罷工之前,Napo剛結束在五個大專院校的「工人周」,將工人議題帶入校園。碼頭爭議起,Napo就應工會邀請,組織學生到碼頭附近派傳單。從罷工首天起,他就穿走在學生、工人和市民中間。作為後援會最前線參與者,每天接觸很多支持者,他道出他的觀察和希冀。

罷工一個月,罷工基金捐款超過730萬!這已經是歷史性的勝利。香港堪稱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其根源是政府的不干預主義和市民的自由市場信念。一向以來,勞工以「腳」投票,相信勞動力市場是公平的,資方願買、勞方願賣,打工的東家不打打西家。罷工是一種集體的行動,或多或少會為市民大眾帶來不便,並要背負影響經濟發展的罪名,甚少能得到市民和主流社會的支持。碼頭工人得到的社會支持,可是說是開創歷史的,並提醒我們,改變是可能的。

 「因為我都深有同感!」

每次到街頭籌款,當我問起市民為何會捐款支持時,一個普遍的反應是 「我當然支持他們,因為我都深有同感!」這種同感是一種長期瀰漫香港的壓迫感、剝削感,市民既氣憤但平時又沒有反抗的能力。這種抑鬱難紓的感覺,一下子就透過今次的工潮引爆起來。香港人想見到的,就是今次工運的勝利。

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將碼頭富士康式的工作環境展現在大眾眼前,幾乎香港可見的職場壓迫都可以在裏面找到。吊機機手困在十層樓高的機器中不得正常外出如廁、休息兩分鐘即被監察系統警告、船上抓結員更要連續二十四小時工作,即使在八號風球下仍然要爬上貨櫃繼續工作,稍一不慎就在高處跌下,又或被貨櫃壓倒,工傷意外不呈報勞工處亦是常見。香港的打工仔總能夠從這些有血有肉的故事中找到與自己共鳴的部分,他們看到的不單是碼頭工人的壓迫,入面更是自己的故事。

面對無盡剝削,碼頭工友不肯認命,選擇了一條直接反抗不義的道路。罷工是要賭上自己的飯碗去抗爭,但卻能夠帶來改變工作待遇的希望。這不僅是策略問題,背後所支撐的更是改變的勇氣與意志。這叫習慣逆來順受的香港人重新反思認命主義。香港人不是不想改變,而是過往看不見改變的希望。今次工潮之所以能迅速演變為社會運動,就是因為碼頭工人的勇氣為他們帶來希望,他們渴望今次工友能戰勝跨國財團。

隨着罷工一步步升級,來自資方的壓力也接踵而來。不過這未必是壞事,因為這更令香港人感到自己與權貴是兩個世界的人。市民將看到梁振英政府在大資本家與工人的對抗之中,選擇站在哪一邊?聲稱代表基層的特首如何面對工人?改變的力量始終是來自香港人自己。罷工勝利,就是為香港人打開一個抗衡跨國資本集團剝削的方向。罷工失敗,或許香港人就要重新向權貴低頭,繼續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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